票房超23億的電影《消失的她》好看嗎?《消失的她》是端午檔的電影票房冠軍，是一首部懸疑片。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票房超23億的電影《消失的她》好看嗎，歡迎大家閱讀轉發!

票房超23億的電影《消失的她》好看嗎

《消失的她》改編自前蘇聯電影《為單身漢設下的陷阱》，何非(朱一龍 飾)與妻子李木子在潛水課上相識，在去往泰國的結婚周年旅行中，木子神秘失蹤，一名性感的陌生女子(文詠珊 飾)在此時現身并聲稱自己就是木子，何非找來跨國律師陳麥(倪妮 飾)幫忙。此后情節一波三折，觀眾最終發現殺害木子的人正是何非，其目的是繼承木子的豐厚家產。陳麥的真實身份是木子的閨蜜沈曼，作為一名獲得國際大獎的戲劇導演，她找來假木子與其他劇場演員，希望拆穿何非的謊言，找到木子失蹤的真相。電影上映第二天，“朱一龍從迷人變嚇人”的詞條竄上微博熱搜，不少觀眾還表示，看完以后“戀愛腦都治好了”。

電影《消失的她》為女性發聲，卻仍以男性為主體

《消失的她》十分強調情節不斷反轉帶來的爽感，最大的反轉便是沈曼用一場“戲劇”成功為閨蜜復仇、把何非送進監獄，這也為影片打上了“girl helps girl”的標簽，仿佛替女性觀眾出了一口惡氣。

然而，這樣的結局無法掩蓋觀影過程中的不適。究其根本，全片只有何非擁有相對完整的個人敘事。他出身底層、做過外賣員和調酒師，試圖在上海闖出一番天地，卻因為發現賭博這一通往成功的捷徑而走上自我毀滅(并毀滅妻子)的道路。相較而言，三名女性角色是相當職能化的——木子安靜內向而容易相信他人，這構成了殺妻的鋪墊;沈曼看似英姿颯爽，但關于她的細節都是為了敘事服務，比如戲劇導演的職業是為了最終的反轉，喜歡在紅茶里加檸檬片的習慣是為了說明她和木子的閨蜜關系，就連她與木子成為朋友的契機也是廉價的“過命梗”——沈曼兒時遭遇校園霸凌，在跳樓之際被木子臨時救下。至于那名美艷的假木子，她的形象是典型的男性視角下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身著一襲紅裙，為了假扮成木子而忍痛以火印在大腿偽造胎記。然而，她如此拼命幫助沈曼的理由被一個鏡頭輕巧帶過：假木子抬起割腕過的手，暗示自己也曾遇到過渣男。

電影《消失的她》純愛和理性算計之外，愛情還剩什么

與對女性角色的薄弱想象一脈相承，電影對于愛情的刻畫也相當淺薄、非此即彼。影片前半部分，何非追求木子的情節可謂“純愛”：作為潛水教練的何非邀請木子一起去海底看星空，采取微信轟炸直到對方被打動。謎底最后才漸次揭曉，原來鍥而不舍的追求只是因為看上了木子繼承的巨額財產，“去海底看星空”則變成一句不祥的預言——何非正是在泰國海底潛水時借機殺害木子的。似乎在主創眼中，愛情關系有且僅有兩種可能，要么是冰冷的算計，要么是濾鏡滿滿的幸福，且后者極有可能只是虛假幻夢。這一邏輯延續到了后續的宣發和觀眾回應中，熱搜詞條寫著“戀愛腦必看”，抖音視頻下方則出現了不少反串評論，稱本片是“絕世小甜劇”，朱一龍是“絕世好男人”。

搖擺于“清醒”與“戀愛腦“之間，這似乎已經是年輕人的某種常態，《消失的她》正迎合了這一點。這一狀態也體現出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在著作《冷親密》中命名的“情感資本主義”，在今天，情感成為可被評估、檢查和量化的實體。重點在于，它“促成了一個痛苦的自我，一個由心理缺陷來定義身份的自我，它需要通過不斷的自我改變的命令，才能被重新納入市場之中”。于是，我們越來越割裂超理性世界和私人世界的聯系，而后者越來越被自我制造的幻想支配。易洛思繼而提到，幻想從未像如今這樣豐富和多元，但它們可能因為逐漸與現實脫節而變得軟弱無力。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理性化”與“自我制造的幻想”看似相反，實則一體兩面——正因為現實中的感情充滿算計，所以要逃遁到戀愛幻想之中。從觀眾的微博評論中經常可見這樣的句式：“看完《消失的她》，獎勵自己再看兩集純愛開心一下吧。”

這部影片的原型之一是“泰國墜崖孕婦”事件，實際上具有很強的議題性，然而影片試圖激起的情緒卻是值得懷疑的，它雖然有可能讓女性一定程度上提高警惕、避免此類事件，卻又挖空了事件的核心。因為問題的關鍵并非女性是否“戀愛腦”，而是父權既得利益者的掠奪與盤剝使女性不得不轉向自保，這種被掠奪的狀況卻是很難通過女性一己之力的權衡利弊就得到改變的。

電影《消失的她》引人思考的女性角色應該是怎樣的

如上文所述，《消失的她》對女性發聲更像是淺顯而迎合流行情緒的口號，片中的女性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正義的符號，她們為懲罰“渣男”而生，別無其他目的。另一方面，電影中厭女的視線無處不在，所以就出現了假木子這樣有些割裂的角色——既是好人，又是個美麗“壞”女人。不如說，這種不愿直視女性真實樣貌的做法本身就是極為厭女的。

如果要在電影中真正顛覆男性的固有言說，創作者應當注意女性處境的復雜性，這一處境并不發生在《消失的她》那樣密閉架空的孤島上，而與階層等問題緊密交叉。比如在2022年的韓國電影《下一個素熙》中，家境普通的素熙在與女性好友發生口角時會被刻薄地評價，做接線客服的她只是個“天天挨罵的死丫頭”;公司內部暴力壓榨素熙的人，并不是她的男上司(他反而具有一些溫情和正義感)，而恰恰是后來的女上司，她無情地辱罵素熙討要應得的實習報酬是因為“太窮”，這成為了把素熙逼上自殺道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播客“反派影評”指出，這正是《下一個素熙》導演鄭朱莉的犀利與深刻之處，由于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往往被認為是軟弱的，所以必須展現出更強硬的姿態，這使得女性之間的互害一覽無遺。

海德薇格的結論是，我們必須不斷地創造出不能被輕易理解的女性角色，比如電影《珀爾》中那個打破純潔女性與暴女界限的女孩，她是飽受母親折磨的純真乖乖女，但下一秒就拿著鵝去喂鱷魚，心懷不滿地大開殺戒。海德薇格認為，這些行為都沒有清晰的可以被道德化的動機，也沒有懺悔和愧疚。珀爾的行為雖然古怪，卻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她喚起了觀眾的諸多共情——比如因被禁錮在農場中無法實現夢想的感受，以及妯娌被選中參加舞蹈表演時的嫉妒。

影片的優秀正說明，對于女性的理解與支持從來不是輕而易舉之事，而是曲徑通幽的，這需要創作者真誠面對女性幽微的內心。唯其如此，那個“消失的她”才不再是空洞的想象，而可以有著具體、豐盈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