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消失的她》票房已經突破22億元，那么這部懸疑電影《消失的她》講的什么故事呢?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懸疑電影《消失的她》講的什么故事，歡迎大家閱讀轉發!

懸疑電影《消失的她》講的什么故事

6月19日首映禮結束后，懸疑電影《消失的她》收獲好評。故事發生在東南亞的一個陽光海島上，一反懸疑電影青睞陰郁色調的常態。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導演崔睿說，自己拍一部色彩明朗、豐富的懸疑片。在他看來，海島有一種天然的孤獨感和神秘感，而當重重迷霧層層撥開，積極陽光、色彩濃郁的美學構架，會與人性里挖掘出的陰暗形成鮮明對比。

這是崔睿第一次執導懸疑類型的電影。秋日，監制陳思誠送來劇本，他一口氣讀完，感覺很“流暢”。一個局套著另一個局，在扣人心弦的層層反轉中，“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主題浮現，對親密關系和女性友誼的探討也得以展開。

“好的懸疑電影的核心仍該是人物，所有反轉要圍繞人物的內心翻轉來設計。”崔睿說，“懸念當然出自故事，但也可以出自角色、情景、演員。”在崔睿的印象里，朱一龍過去的形象大多是“正人君子”。而在這部影片中，主角何非承載著復雜的人性，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在幻覺與現實間橫跳，“這種演員形象與角色之間的張力本身就是一種反轉”。

朱一龍告訴記者，為了進入角色，他為何非構思了人物小傳，從原生家庭到后來的人生經歷，一步步厘清他的心態變化與行為邏輯。“要理解他在劇本之外的潛在生活，理解他是如何走到后來的境地的，說服自己真正相信他的行為。”在朱一龍看來，沒有天生的惡人，何非也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派，從追逐更好的生活，到發現自己的能力滿足不了欲望，他做了錯誤的選擇，逐漸迷失了自己，一錯再錯……

《消失的她》中的人物大多處在一股“狠勁”里、一個“極端”的狀態中。何非更是如此，“過度壓制自己，反而變得失控、神經質”。這種精神狀態的重要外顯表現之一是面部肌肉不自覺地輕微抽搐。朱一龍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鍛煉這種肌肉抖動，直到它成為一種本能的生理反應，若非如此，“觀眾看的時候會感覺很刻意”。

除了故事與表演，影片在畫面、音樂等方面的處理也可圈可點。“好電影是不怕多看的。”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崔睿與團隊在電影中精心埋設了許多細節，希望將反轉過程與人物情緒打磨得更細膩，留待觀眾反復品味。

縈繞的人聲、蜥蜴鱗片的房頂、五彩斑斕但危險的冷血動物……諸如此類兼具審美價值與隱喻內涵的設計在影片中并不少見。電影許多畫面致敬了后印象派繪畫大師文森特·梵高，也暗示著人物的心情與命運。何非與李木子定終身的戲碼被安排在麥田中上演，主創團隊將實景與特效結合，竭力復刻出梵高自盡前的遺作——《麥田上的鴉群》。看似金黃璀璨的麥田實則暗流涌動，小道通向無法望見的地平線盡頭，藏著強烈的危機感，為何李二人的關系埋下了伏筆。

在審美表達上的費心，似乎與團隊“拍一部極致的類型片”的初衷有出入。但崔睿認為“一部好電影必然兼具藝術性與商業性”，在強推理中探究人性的同時，他也重視影片的觀賞性。《消失的她》中沒有過度功能性的場景，每個場景的設計與藝術性都經過考量，“這能給觀眾帶來更好的體驗，也能在創作過程中激發演員獨特的表演靈感”。

崔睿認為，無論注重推理還是注重藝術審美，通過電影講故事最終都要有“讓觀眾相信能夠借此去實現什么的力量”，《消失的她》則做到了“讓大家站在一起懲惡揚善”。而為了讓觀眾擁有一個更溫暖的離場，也為了突出“選擇”的主題，崔睿和團隊決定在末尾加上一個彩蛋。

“人生的選擇特別關鍵，心做天堂、心做地獄，其實都在你心里。”

懸疑電影《消失的她》劇情

《消失的她》十分強調情節不斷反轉帶來的爽感，最大的反轉便是沈曼用一場“戲劇”成功為閨蜜復仇、把何非送進監獄，這也為影片打上了“girl helps girl”的標簽，仿佛替女性觀眾出了一口惡氣。

然而，這樣的結局無法掩蓋觀影過程中的不適。究其根本，全片只有何非擁有相對完整的個人敘事。他出身底層、做過外賣員和調酒師，試圖在上海闖出一番天地，卻因為發現賭博這一通往成功的捷徑而走上自我毀滅(并毀滅妻子)的道路。相較而言，三名女性角色是相當職能化的——木子安靜內向而容易相信他人，這構成了殺妻的鋪墊;沈曼看似英姿颯爽，但關于她的細節都是為了敘事服務，比如戲劇導演的職業是為了最終的反轉，喜歡在紅茶里加檸檬片的習慣是為了說明她和木子的閨蜜關系，就連她與木子成為朋友的契機也是廉價的“過命梗”——沈曼兒時遭遇校園霸凌，在跳樓之際被木子臨時救下。至于那名美艷的假木子，她的形象是典型的男性視角下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身著一襲紅裙，為了假扮成木子而忍痛以火印在大腿偽造胎記。然而，她如此拼命幫助沈曼的理由被一個鏡頭輕巧帶過：假木子抬起割腕過的手，暗示自己也曾遇到過渣男。

那么沈曼是否逃出了這一秩序呢?在片中，她被強調的情感是與木子的姐妹友誼，也如某些網友看到的，這種情感甚至超越了友誼的范疇。然而，這名人物的有效性同樣值得懷疑。在《暴力女性電影：男性可以暴走，女性為什么不可以?》一文中，酷兒電影研究者海德薇格認為，在刻畫復仇的女性時，她們的反抗往往需要某些可以被理解的理由，比如被男權深深傷害，《末路狂花》中的路易斯就是因為曾被強暴而開槍將男子射殺;另一種方式是將其描繪成女同性戀，比如《女魔頭》中的沃諾斯和西爾比，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削弱她們越軌行為所造成的破壞。

沈曼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何況她的行為并沒有真正“越軌”，而是屬于一場大型“戲劇”——不對現實機構造成任何損傷(杜江扮演的假警察出現在警察局外、用于逼供何非的假醫院則建造在一片荒地上)，僅僅是把一名犯罪的男人送進了監獄。

諸多觀眾評論認為，片中的女性互助情節還算感人，敗筆在于結尾，當何非看到木子懷孕的B超照片時，他幡然醒悟并流下了悔恨的淚水，似乎說明在男人眼中孩子比妻子的性命更重要。但是按照前述分析，我們不如說這個結局才是符合本片一貫敘事的，為閨蜜復仇是因為她遇到了“壞男人”——言下之意便是，如果男人是“好的”，那么結局本應該是婚姻幸福和傳宗接代。

用“妻子懷孕”來撫平男主角的傷痛，近期上映的電影《溫柔殼》的劇情也如出一轍。導演試圖表達兩名精神病患(分別由王子文和尹昉飾演)如何相愛并相互救贖，但當兩人離開醫院組建家庭，敘事明顯開始倒向男主一邊，他發病更頻繁，病癥也更為復雜，女主角的病情卻奇跡般地穩定下來。她需要負責照顧丈夫和他同樣患有精神病的老爸，還要在懷孕的情況下在美甲店上班。這不禁讓人質疑，得到治愈和救贖的到底是誰。

懸疑電影《消失的她》引人思考的問題

《消失的她》對女性發聲更像是淺顯而迎合流行情緒的口號，片中的女性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正義的符號，她們為懲罰“渣男”而生，別無其他目的。另一方面，電影中厭女的視線無處不在，所以就出現了假木子這樣有些割裂的角色——既是好人，又是個美麗“壞”女人。不如說，這種不愿直視女性真實樣貌的做法本身就是極為厭女的。

如果要在電影中真正顛覆男性的固有言說，創作者應當注意女性處境的復雜性，這一處境并不發生在《消失的她》那樣密閉架空的孤島上，而與階層等問題緊密交叉。比如在2022年的韓國電影《下一個素熙》中，家境普通的素熙在與女性好友發生口角時會被刻薄地評價，做接線客服的她只是個“天天挨罵的死丫頭”;公司內部暴力壓榨素熙的人，并不是她的男上司(他反而具有一些溫情和正義感)，而恰恰是后來的女上司，她無情地辱罵素熙討要應得的實習報酬是因為“太窮”，這成為了把素熙逼上自殺道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播客“反派影評”指出，這正是《下一個素熙》導演鄭朱莉的犀利與深刻之處，由于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往往被認為是軟弱的，所以必須展現出更強硬的姿態，這使得女性之間的互害一覽無遺。

海德薇格的結論是，我們必須不斷地創造出不能被輕易理解的女性角色，比如電影《珀爾》中那個打破純潔女性與暴女界限的女孩，她是飽受母親折磨的純真乖乖女，但下一秒就拿著鵝去喂鱷魚，心懷不滿地大開殺戒。海德薇格認為，這些行為都沒有清晰的可以被道德化的動機，也沒有懺悔和愧疚。珀爾的行為雖然古怪，卻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她喚起了觀眾的諸多共情——比如因被禁錮在農場中無法實現夢想的感受，以及妯娌被選中參加舞蹈表演時的嫉妒。

影片的優秀正說明，對于女性的理解與支持從來不是輕而易舉之事，而是曲徑通幽的，這需要創作者真誠面對女性幽微的內心。唯其如此，那個“消失的她”才不再是空洞的想象，而可以有著具體、豐盈的內容。